董纯才，湖北大冶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中国科协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学会会长，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副理事长，《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教育卷》主编。

1952年初，董老经车向忱同志介绍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他积极协助车老创建民进沈阳市分会筹委会的建立，还与车老一起争取段洛夫（后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长），邵凯（时任沈阳市长）以及一批先进教师加入民进。在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董老长期担任政协教育组组长，（担任教育组副组长的有方明、徐楚波、霍懋征等同志，都是民进会员）。

粉碎“四人帮”后，民进多次组织各地特级教师到老、少、边、穷地区讲学和传播先进经验，深受董老的赞赏和支持。董老长期担任民进中央常委、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席。

董老1920年进上海浦东中学学习。中学毕业后，先后入南方大学、国民大学、光华大学教育系学习。1928年，由于家贫和赞同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救国的主张，转到南京晓庄乡村师范试验学校，（就在这年改名为晓庄学校），被分配为该校生活指导员的助手，协助管理全校的教育活动。入学不久，陶行知校长嘱他组建生物研究室，从事生物学研究，编写和翻译一些生物研究的短文。1930年4月，因中共晓庄地下支部发动并率领全校同学支持下关工人的罢工运动和游行示威，暴露出了晓庄有共产党。国民党政府下令封闭晓庄，并通缉了陶行知校长。陶即避难上海。1930年春，陶行知在上海创办自然科园，董纯才被邀请编写科普读物，他陆续编写了《攀缘的动物》、《游泳的动物》、《爬行的动物》、《行走的动物》、《田螺》、《虾蟹》、《蚯蚓》、《动物漫话》和《凤蝶外传》等十多种儿童科学丛书。接着他首次翻译了苏联科普作家伊林的《几点钟》、《不夜天》、《人和山》、《白纸黑字》、《十万个为什么》和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的《科学的故事》等多种脍炙人口的作品，启迪和教育了一大批青少年。

“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中，董纯才参加了上海高等学校学生的示威游行，并参加上海文化救国会成立大会。积极投入进步文化活动。这时董纯才逐渐认识到：单靠教育，不能救国；要救国，只有革命；要改革，只有找共产党。因此，他下定决心找党，经过半年多的时间，终于找到了党的关系。他接受党的分配，参加鲁迅的治丧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做地下工作。1937年，董纯才在党的安排下到延安。1938年春，他经周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在他的《八十行》一诗有这样的诗句，描述了他当年的心情：

摸黑路，路难行，有谁知我个中情。
抬望眼，北辰明，极星指引踏征程。
千山万水风涛险，惨节严霜跋涉行。

1938年10月，董纯才到达延安不久，中央组织部分配他在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工作，徐老（徐特立同志）当时担任厅长，叫董老同住一起，徐老和他的警卫员、董老三人同住一个炕上，同在一起吃饭。他们经常聊天，徐老讲长征的故事，讲教育问题，徐老讲话中有很多真知灼见，使董老很受教益。有一天，毛主席亲自到教育厅看董纯才，使他感到非常兴奋和光荣。就在徐老的房间，毛主席同他、徐老、陈正人同志一起谈话。这是董老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也是他终身难忘的有意的事。1938年12月，党中央派徐老回湖南，任驻湖办事处主要负责人。陈正人继任边区教育厅厅长。任命柯柏年、董老为编审科正副科长。小学语文课本没有编，董自告奋勇承担这个任务。1938年初，延安成立陕甘宁边区文协，董被选为常委，分工负责管科学工作，发起组织了延安国防科社。编完语文后，又接着编写农民识字课本。

1938年上半年，董老又与刘御同志编了《边区儿童》和《边区教师》小报，他先后写信给毛主席，请他题辞。毛主席立即为这两个小报亲笔题辞，前者是“儿童们起来，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中国国民，学习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变成新时代的主人翁”。后者题辞是：“为教育新后代而努力”。

1939年7月，董老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副校长。周扬同志兼校长。到边师后，他首先为学校拟定了规章制度，明确规定了边师的任务、课程设置、学校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等。同时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边师开展了生产运动、开荒四百亩。

1941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教材编辑处，由董老负责，继续编写小学语文课本。不久，中央研究室任命董老为研究员，编写《边师的一年》。

1942年2月，董老被任命为中宣部国民教育科副科长（科长由副部长李维汉同志兼任）。这时党中央已决定整风。董老联系实际，写了《儿童教育中的主观主义》、《儿童节随笔》、《论国民教育的改造》、《怎样以反对党八股的精神编教材》和《论学生自治问题》等文章，先后都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1943年，董老被调到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国民教育科科长，写了《介绍初级文化课》。

1942年至1943年，董老应《解放日报》约稿，先后写了科学小品《一碗生水的故事》、《马兰纸》、《栓谷虫》、《人和鼠疫的战争》、发表在《解放日报》上，1944年，董老花了一年时间编写成《陕甘宁边区简史》，由于写得深，改为干部读物。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董老响应党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号召，报名去东北开展革命。11月担任赴东北第五大队总支书记，率队离开延安，1946年６月到达哈尔滨，担任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委员兼教材编审委员主任。后任东北教育委员会代副主任、东北人民教育部副部长（部长为车向忱同志）、党组书记、东北教育行政学院院长等职。董老在东北工作期间，深入调查研究，亲自编写语文课教材。曾先后四次参加或主持召开教育会议。

根据形势的发展，他提出教育与政治斗争相结合，消除伪满时期遗留下来的影响；教育必须为革命战争、生产建设服务；及时纠正了在学校里排斥地富子弟师生的“左”的倾向。1948年东北全境解放，他提出教育要转向学文化，办新型正规化学校。培养建设人才。1951年，董老参加赴东欧六国教育考察团，历时半年。

1952年，董老调北京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兼中央教育行政学院院长。他遵照中央领导对教育工作的指示精神，研究制订普通教育和师范教育的方针、政策，整顿小学教育；研究中学教育培养目标，确定中学为高等学校培养合格生源和供应国家生产建设新生力量的双重任务；提出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改进教学工作与改进体育卫生三个方面来提高质量。1954年董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为培养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成员而努力》的文章，在教育战线上产生了广泛积极的影响。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在董老的主持下，教育部于1961年起草了《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

“文革”期间，董老受到摧残和迫害。

董老是我国老一辈科普作家。他始终把科学普及工作当作教育工作的重要环节。他不仅是科学文艺的倡导者，而且也是创作科学文艺作品的带头人，50多年来，他的科普著译作品达二百多万字。他大力倡导科普作者要创作有中国特色的科普作品。一要写我国自己的科学技术的成就，从我国古代的科技发明创造到现代的科学技术的成就，都可以写，特别是建国后我国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方面的许多辉煌成就，如治水、治山、治碱、造桥、人造卫星等等，都是很好的题材。二要用民族的形式写作。这不仅是指用本民族的语言，更重要的是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文学体裁来创作。科学的内容，民族的形式，这就是人民群众要求的科普文艺作品。这样的作品才有艺术感染力，这就要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指导写作，把科学与文艺结合起来，用民族形式写作现代先进科学技术，用以武装工农大众和青少年，促进生产现代化。

粉碎“四人帮”后，董老继续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后任教育部顾问。1978年7月，中央科学研究所成立，他担任所长，他亲自到辽宁、上海等省、市农村调查，写出《发展农村教育的建议》，根据实验的结果，又写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一书。

董老在晚年以饱满的革命热情，组织教育专家编写《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亲自担任主编和撰写。他逝世前三天，还写信给有关同志，对如何写好这部书稿提出意见和嘱托。

1990年5月22日，董老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5岁。

（作者：郑芳龙出处：《民进会史资料选辑》）